美國《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雜誌網站周一 (5 日) 刊出德國總理蕭茲 (Olaf Scholz) 署名文章，文章警告，世界不應畫分為集團製造一場新冷戰，並呼籲建立新的夥伴關係。

這篇文章以德語單詞「劃時代的轉折點 (Zeitenwende)」為主題，蕭茲大談自己眼中的世界局勢變化，他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結束了一個時代。 新的力量已經出現或重新出現，包括經濟強大和政治上自信的中國。 在這個新的多極世界中，不同的國家和政府模式正在爭奪權力和影響力。

冷戰時代曾為兩極化世界營造出了非此即彼的氛圍，使彼時的世界瀰漫著對立的空氣，飄蕩著戰爭的“幽靈”。在當前這個愈加複雜、不斷去中心化的世界中，多極化的時代格局仍未過時，和平與發展仍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期望。德國總理舒爾茨認為，當今世界正在面臨跨時代轉型，舊世界已經結束，應建立新型國際秩序。

基於新世界的挑戰，德國政策的轉型已迫在眉睫。舒爾茨分別從國內、歐盟和全球三個層面論述了德國未來的政策。在德國層面，舒爾茨認為俄烏衝突事實上改變了歐洲格局，給德國自身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安全帶來了嚴重威脅，德國應加強軍事投入，加大其在北約的軍事存在，並加強其空軍與海軍勢力。

另一方面，德國也將堅定推行綠色能源政策，減少並逐漸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擴充能源進口渠道。在歐盟層面，德國將堅定推進歐盟東擴進程，領導建立有效的移民政策、財政政策和投票制度，加強歐盟的軍事能力，將歐盟的一體化進程推向新高度。在國際層面，舒爾茨聲稱秉持實用主義精神，尊重其他國家，並重申不與中國對抗和限制合作，同時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以維護多極化世界的活力。

本文編譯自《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的網站文章，原標題為《多極時代如何避免新冷戰》（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作者為德國現任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germany/olaf-scholz-global-zeitenwende-how-avoid-new-cold-war

目前，世界正經歷著劃時代的結構轉型。俄烏衝突和中國崛起多預示著舊時代的結束，在新時代中，不同國家和政府都在爭奪權力和影響力。德國是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堅定力量。德國堅信，正是由於這些規則的存在和運行，德國才能更加民主、安全、繁榮，因此，德國決心成為保護歐洲安全的中堅力量，在歐盟內部充當溝通橋樑的建設者、在國際社會成為多邊主義的倡導者。德國堅信，這是修復跨越時代裂痕的唯一途徑。

我們面臨的時代轉型並不僅僅是俄烏衝突或者歐洲安全議題。我們面臨的核心問題是，歐盟國家如何在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保持獨立？德國和歐洲有能力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不僅僅基於世界注定再次分裂的悲觀預期。由於我們獨有的特點，德國的歷史經驗賦予它與法西斯主義、威權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作鬥爭的特殊責任，不僅如此，由於曾經受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影響而被迫分裂的歷史經驗，更加強了德國對新冷戰風險的認識。

對世界大多數地區來說，鐵幕落下後的30年是相對和平與繁榮的時期。科技進步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互聯互通與合作進步。在這段時期，國際貿易不斷發展，產業鏈連接全球，跨境人員和知識交流空前頻繁，也使十多億人擺脫了貧困。最重要的是，世界各地勇敢公民對自由、尊嚴和民主的嚮往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在20世紀90年代，當人們經歷了兩次毀滅性世界大戰的苦難，又經歷了冷戰的緊張和對抗，在核毀滅的陰影下生活了40多年之後，人們終於獲得了穩定的、更具彈性的世界秩序。

德國人民對這段歷史更有共鳴，1989年11月，勇敢的東德公民推倒了柏林牆。僅僅11個月後，在有遠見的政治家和來自東西方夥伴共同的支持下，這個國家重獲統一。正如德國前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柏林牆倒塌後不久所說的那樣，“有相似性的事物可以共同進步”。

這些判斷不僅適用於德國，也適用於整個歐洲。前華約成員國選擇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和歐盟(EU)。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George HW Bush)提出的“完整而自由的歐洲”似乎不再是空中樓閣。在這個新時代，俄羅斯似乎有可能成為西方的合作夥伴，而不是像蘇聯那樣的對手。因此，大多數歐洲國家都縮減了軍隊，削減了國防預算。對德國來說，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當我們所有的鄰國看起來都是朋友或夥伴時，何必需要維持大約50萬名士兵的龐大國防力量?

世界並非注定要再次分裂為相互競爭的集團。歐洲的安全和國防政策重點也轉向其他的非傳統安全議題。巴爾幹戰爭、911襲擊及其後續的反恐戰爭，都凸顯了區域或全球危機管控的重要性。然而北約內部的團結並未受到影響：911恐怖襲擊促使北約首次決定啟動《北大西洋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第5條的共同防禦條款。20年來，北約部隊在阿富汗並肩打擊恐怖主義。

德國商界也從這三十年的歷史中收穫了可貴的經驗。冷戰的結束和日益一體化的全球經濟為德國提供了新的機遇與市場，不僅包括前華約國家，還有新興經濟體國家，特別是中國。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能源和工業原材料，即使在冷戰之時，對德國經濟而言也是可靠的原料供應商，因此在和平時期，德俄夥伴關係是前景廣闊、值得加深的。

然而，同樣經歷了前蘇聯的解體和華約組織的解散，俄羅斯領導人卻得出了與柏林和其他歐洲領導人截然不同的結論。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發表了一篇激進的演講，嘲笑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是美國主導地位的工具。第二年，俄羅斯發動了對格魯吉亞的戰爭。2014年，俄羅斯佔領併吞並了克里米亞，並派遣軍隊進入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部分地區，這直接違反了國際法和莫斯科自己的承諾。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似乎選擇了一條一步一步地遠離歐洲、遠離合作、遠離和平、遠離秩序的道路。

德國必須採取關鍵措施，加強軍事投資，加強歐洲國防工業和在北約東翼的軍事存在，訓練和裝備烏克蘭武裝部隊，成為歐洲安全的捍衛者。德國需要新的戰略文化來更好地服務於我們的新定位。基於這個判斷，德國政府將在幾個月後採取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在過去的30年間，德國一直基於歐洲和平的前提來武裝軍隊，進行安全決策。但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我國和盟友的安全直接受到了威脅，不僅包括對盟國領土的潛在入侵和網絡戰，甚至還包括核威懾。

為應對這些挑戰，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仍然至關重要。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和他的政府在全球建立和投資強大的伙伴關係和聯盟，但平衡而有彈性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也要求德國和歐洲發揮積極作用。在俄羅斯襲擊烏克蘭之後，德國政府迅速反應，指定一筆約1000億美元的特別基金，用以更好地武裝我們的聯邦國防軍。為了設立這個基金，我們甚至修改了憲法，這一決定標誌著德國安全政策自1955年成立聯邦國防軍以來的最大變化。我們的士兵將得到保衛國家和盟友所需要的政治支持、物資和能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德國擬把國內生產總值的2%用於國防。這些變化反映了德國社會的新心態。如今，絕大多數德國人都同意，他們的國家需要一支有能力、隨時可以威懾對手，以保衛自己和盟友的軍隊。

北約不應直接與俄羅斯對抗，但北約必須採取切實行動，阻止俄羅斯進一步的侵略。為此，德國大幅增加了在北約東翼的存在，加強了德國領導的北約戰鬥群在立陶宛的力量，並額外指派一個旅來增強該國的國防力量。德國還為北約在斯洛伐克的戰鬥群提供了部隊，德國空軍為愛沙尼亞和波蘭領空的保護貢獻了一份力量。同時，德國海軍參加了北約在波羅的海的威懾和防禦活動。德國還將為北約的新部隊模式貢獻一個裝甲師，以及空中和海中的武裝力量，旨在提高北約對任何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能力。德國將繼續履行其對北約核共享安排的承諾，包括購買具有雙重功能的F-35戰鬥機。

我們向莫斯科傳達的信息非常明確:德國決心保衛北約的每一寸領土不受任何可能的侵略。我們將遵守北約的莊嚴承諾，對任何一個盟國的攻擊都將被視為對整個聯盟的攻擊。我們還向俄羅斯明確表示，其最近有關核武器的言論是魯莽和不負責任的。11月時，我曾訪問中國，並已與習主席達成共識：我們不能接受任何威脅使用核武器的行為，使用如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嚴重踐踏了人類的底線。

俄羅斯想在歐洲劃分勢力範圍，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大國及其僕從國之間的對立。相反，俄烏衝突只會讓歐盟更加團結、壯大。在2022年6月的歐洲理事會上，歐盟授予烏克蘭和摩爾多瓦“候選國”地位，並重申格魯吉亞也是歐洲的一份子。在條件成熟的未來，西巴爾幹半島的六個國家也終將加入歐盟，這也是德國致力於實現的目標。恢復西巴爾乾地區柏林進程旨在深化地區合作，使該地區的國家及其公民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為融入歐盟做準備。

我們應當承認，歐盟東擴和新成員國的整合工作必將是困難的。但是我們有開放的路徑、明確的目標：歐盟將由5億多自由公民組成，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內部市場，將為全球貿易增長、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製定標準，並將擁有領先的研究機構和創新企業。這將是一個享受無與倫比的社會福利和公共基礎設施的民主國家大家庭。

隨著歐盟朝著這一目標邁進，它的對手將繼續試圖挑撥成員國之間的關係。敵對國家將造謠宣傳我們以權謀私，讓歐洲公民通過我們引以為傲的開放、民主制度反對我們自身。由於歐洲公民各有不同，在面臨地緣政治和經濟挑戰時，歐洲各國領導人當然會通過討論甚至是爭論來尋找正確的前進方向。這並不是我們開放社會的漏洞，而是開放社會的特徵，是民主決策的本質。現在，我們將在關鍵領域團結一致，竭力避免他國的干涉。德法將密切合作，建立更加緊密、一體化的歐盟。

歐盟需要克服舊的衝突，找到新的方案，特別是在移民和財政方面。歐洲需要移民，但必須減少非正常移民，因此歐盟將製定務實、符合其價值觀的移民戰略，並加強進入歐洲的合法途徑，加強對具有專業勞動技能工人的吸引力。在財政方面，歐盟將建立基金會，來應對當前能源價格高漲帶給我國企業的挑戰。歐盟也將優化決策，杜絕少數國家出於自身利益的阻撓行為，並取消個別國家對某些措施的否決權。由於歐盟在地緣政治中越來越重要，有效率的決策是成功的關鍵。出於這個原因，德國提議逐步將多數投票決定的做法擴展到目前屬於一致同意規則的領域，比如歐盟外交政策和稅收。

在安全方面，歐洲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採取協調和綜合的方法來建設其防禦能力。歐盟成員國的軍隊太多使用不同的武器系統，造成了實踐和經濟效率的低下。要解決這些問題，歐盟必須改變其內部官僚程序並勇於決策，修正以出口聯合製造為首的軍事系統、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同時，歐盟將發展空中和太空領域的防禦力量。德國將在北約框架下逐步加強防空能力。去年10月，14個歐洲國家響應了德國倡議，加入了“歐洲天盾倡議”。聯合防空比所有國家單獨行動更有效率也更經濟。北約是歐洲-大西洋安全的最終保證，隨著芬蘭和瑞典的加入，北約實力只增不減。北約歐洲成員國在歐盟框架下加強防務結構的行動也將增強北約的實力。

俄烏衝突只是時代轉變的前奏和催化劑。許多人認為，我們正處於國際格局向兩極化時代轉變的邊緣，隨著中美對抗的深入，新冷戰終將爆發。我不同意這種觀點，相反，我認為，我們將要迎來全球化特殊階段的結束。這一歷史性轉變是由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等外部衝擊加速，但並不完全是其結果。在這一階段，歐洲和美國經歷了30年的穩定增長、高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美國成為並將繼續保持其在世界範圍內的決定性力量。

但在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階段，中國也成為了一個全球參與者，就像它在世界歷史早期的很長一段時期一樣。面對中國的崛起，我們不應該孤立中國或者限制與其的合作。前不久，我訪問中國，表明了德國的立場：堅定支持以規則為基礎、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堅定支持開放公平的貿易，德國將與其歐洲夥伴一道，繼續要求為歐洲和中國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中國、北美和歐洲國家適應全球化新階段不斷發展的同時，非洲、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通過低成本商品生產和原材料實現了超常規增長，正逐漸變得更加繁榮，並對資源、商品和服務有了自己的需求。這些區域完全有權抓住全球化提供的機會，並根據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和人口比重，要求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不會對歐洲或北美公民構成威脅，相反，我們應該鼓勵這些地區更多地參與和融入國際秩序，這是在多極世界中保持多邊主義活力的最佳途徑。

因此，德國和歐盟將新建並擴大與非洲、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現有夥伴關係。其中許多國家與我們有著共同的民主國家基本特徵，這種共同性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目標不是形成民主與威權的對抗，這只會促成新的全球二分對立。共享民主價值觀和製度是為了有助於我們在21世紀新的多極現實中確定共同的優先事項，並實現共同的目標。

中國的崛起並不意味著要與之孤立或限制合作。自由、平等、法治和每個人的尊嚴並不是西方獨有的價值觀，而是為世界各地公民共享的普遍價值觀，《聯合國憲章》在序言中重申它們是基本人權。為了捍衛它們，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盟國家將與傳統意義上的西方以外的民主國家進行更密切的合作。過去，我們主張平等對待亞洲、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國家，但我們缺乏有效的行動，這種情況亟需改變。在德國擔任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國期間，該集團一直與主席國印度尼西亞密切協調議程。我們還參與了非洲聯盟輪值主席國塞內加爾的審議。

在多極世界裡，對話和合作不能局限於民主國家內部。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承認，需要與“那些依賴並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的國家”接觸。各國之間需要保持合作，捍衛和維護全球秩序，將權力與規則相聯繫。這一接觸需要我們秉持實用主義精神，並尊重其他國家。

民主自由不非一蹴而就，我們也曾經歷過挫折和錯誤，但某些權利和原則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確立並被廣泛接受。人身保護令，即免受任意拘留的保護，就是這樣一項基本權利。任何國家都不能以武力奪取鄰國的領土這一基本原則也很重要。無論其內政結構如何，所有國家都應尊重這些基本權利和原則。

穩定和繁榮並不一定是歷史插曲，也不一定是對暴力決定規則的歷史常態的背離。雖然我們不能讓時光倒轉，但我們仍然可以在當今復雜、多極化的世界下共同應對更多挑戰。為了實現目標，德國及其在歐盟、美國、七國集團和北約的伙伴必須保護我們開放的社會，捍衛我們的民主價值觀，加強我們的聯盟和夥伴關係，抵制在世界範圍內劃分勢力範圍。因此，我們要盡一切努力建立新的伙伴關係，務實且不帶意識形態的盲點。在當今相互聯繫緊密的世界，促進和平、繁榮和人類自由的目標需要不同的思維方式和不同的手段。發展這些思維方式和手段也是時代轉變的最終目的。（民智國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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